摘要：新年伊始，与央企有关的一条重头新闻引人关注：中国二重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78.12亿元，利润5.25亿元，胜利实现三年扭亏脱困目标。

新年伊始，与央企有关的一条重头新闻引人关注：中国二重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78.12亿元，利润5.25亿元，胜利实现三年扭亏脱困目标。曾经的担心忧虑释然后，我们似乎更应关注这出重组大戏背后的价值，即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国家层面的经验。

谈到国机集团重组中国二重时，国务院国资委有关领导说过一句话：“二重问题如果能解决，中国还有什么企业问题解决不了。”可见二重重组，在当下中国国企改革中，难度系数之高，具有标本意义。

以笔者对这一重组案的了解，此番话深谙央企改革之结。由此，我们可从多个维度进行观察：从建设背景到发展历史，从企业结构到经营模式，从管理体制到运行机制，从曾经的辉煌到今日处境等等。可以说，中国二重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国企流变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国家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资金，解决“僵尸企业”1000万人下岗分流的问题。二重无疑集中了许多“僵尸企业”共同特征，这次重组搞好可提供一个难得的“国家经验”。

1破解减员、减债、造血之困

创新破解了减员之难。冗员多，是国企的通病。二重也许更突击，冗员达到57%。按照市场规则，企业差人就招，超员就裁，天经地义，并没有多少可讲的“道理”。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数据，世界失业人数大都保持在2亿左右。裁员与失业，于世界都是个老常态。二重或者中国国企减员却很难：难在观念，根深蒂固的“铁饭碗”意识，总认为国企央企垮不了，辞不掉，以至演变成一种“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惰性文化;难在没有配套完善的社会疏导体系，包括分流、再就业、失业保障和安慰疏解等，全部问题都集中在出资人和企业身上;难在没有笃实可行的法律政策遵循。单纯的规则和情感都不能解决问题，答案只有在创新中寻找。在国资委的直接指导下，二重减员创造的“政策(原则内从优)+自选+奖励”模式，可以说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创举。

创新破解减债之难。尽管因国情、企业生态、发展阶段和行业等不同，对企业负债水平或杠杆率合理标准的判断相异，但对非金融类企业负债合理性的判，还是有大致标准的：50%左右较为理想，超过70%，经营压力就会很大。二重重组时的账面资产负债率是80%，资产价值和财务归位后实际为133.7%。严重资不抵债加自身丧失偿债能力，按照市场规则，就只剩下一个选择：破产。中国新修订的企业破产法与原企业破产法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在破产程序中为企业多设置了一个出口：破产重整。从立法意图向看，这种选择甚至优于传统的破产清算。这是借鉴世界成熟市场体系成功经验的选择，也是公司治理的进步，目的是更有效保护生产力，促进和谐发展。

任洪斌不仅熟悉企业破产法律，可以说在构思二重重组方案起始，就想到了这一步：二重重组必须减债;减债的最好途径就是司法重整。按理说，二重及其主债银行都属国企，所有资产在国家层面都殊途同归，而二重负债又属沉没成本，不应有根本利益冲突，处置方式应归结于法律、市场规则和发展有利。没有想到司法重整之难：难在没有按照法律的最高原则配套相关政策，各债权银行坚守自己的行业规则不放;难在地方政府没有真正理解司法重整的含义，拒收任洪斌送去的司法重整大礼;难在二重部分人员坚守对二重的狭隘感情，怕几代人引以为傲的二重一破难生，或者因破而丢失了本已脆弱的客户。所谓“协议重组+司法重整”模式，是逼迫出来的怪胎，于国于企于事，都非最佳选择。以牺牲国家整体利益和企业发展，换来表面的众声欢唱与和谐，并不可取。

创新正破解造血之难。国机设计的二重重组方案，主要包括“两减一增”：减员、减债，俗称“外科手术”，旨在解决二重当下的扭亏脱困，也是重组第一阶段“双超”目标的支撑;增强造血功能，俗称“内科手术”，旨在改革振兴，是二重根本性的长远任务，只有开头，没有终结。

2创新定位适应世界产业升级

在2015年二重“两减”取得阶段性突破时，国资委有关领导曾直言发问：二重会不会在三年后又是原来的样子?所在原来，当然不是指过去的辉煌，而是重组前的窘境。

这一问，问得有力，虽有点残酷，但抓住了关键。质疑的指向，不是二重减员、减债成功的暂时轻松，而是培育长远造血功能之难：难在这次重组生不逢时，世界性的产业转型升级伴随的“中产阶段危机”，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伴随的“中等收入陷阱”，二者相互交织，宏观经济环境复杂诡谲，未来很难把握。难在中国制造业遭遇的罕见窘境：产能严重过剩与购买力严重缺失并存，面临高端产业发展不足，与世界发达经济体传统制造业回归双重夹击。难在供给侧改革没有形成协调有效的联动机制，产服结合、产融结合、源创新与流创新、原型创新与二次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相互分离状态。

冷静思考，放眼国际，可以说，这次的世界和中国产业转型，都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中国制造业在这场转型升级中如何定位，央企制度顶层设计如何与之相适应，企业源创新的方向和切入点何在等等，都不仅是单纯企业微观层面所能解决的问题。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在国机重组二重个案中，一些超越做法的经验。比如创新经营模式，产服结合，立足于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壮大工程承包板块;产融结合，发挥国机资本在提供动力杠杆和重组发展中的作用;实体经营与非实体经营结合，通过源创新创造属于自己的市场地位，适应世界产业转型需要。

从目前情况看，三年扭亏脱困的改革目标已经完成。但即便如此，也不得不看到，扭亏脱困之后，二重未来改革振兴，步入持久的良性经营之路，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