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11月9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两位创始人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产业政策存废，在北大展开了一场3个小时的公开辩论，林认为“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而张倡导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

　　2016年11月9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两位创始人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产业政策存废，在北大展开了一场3个小时的公开辩论，林认为“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而张倡导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这场辩论的余波一直持续到上周末的博鳌亚洲论坛。

　　在3月26日的“供给侧的风景”分会场上，围绕华为公司为什么能成功，参会嘉宾再度针锋相对。林毅夫认为，“它(华为的成功)是在一定的产业政策之下创造一个公平进入的环境，然后有企业家精神，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就能够发展起来。”龙永图则认为华为的成功是逼出来的。因为华为是私企，而当时订单只给国企，华为只能先到海外市场发展，而海外市场的残酷竞争，让华为练成了狼性、拼搏、创新的成功之道。这反过来说明中国政府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产业政策、公平竞争和技术创新，《财经》亦长期关注，2015年9月，《财经》在大型专题报道“升级中国制造”中，深度调研了高铁、核电、移动通信三个产业，就以上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产业政策的核心诉求，都是突破重要产业的技术瓶颈。在关键技术的赶超上，中国有过走自力更生的原始创新之路，还是效法日韩，走引进吸收再创新之路的争论，后者很快占了上风，但30年实践下来，各行业的结果大相径庭。有的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比如相当部分的装备制造业;有的高举市场换技术大旗，但让出了市场却没换来技术，比如汽车;有的历经曲折后终于进入良性循环，比如核电;有的虽有争议，但的确在短期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比如高铁。

　　高铁是中国制造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代表作。高铁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国内轨道交通行业此前的技术积累、强有力的单一引进主体、科研攻关的举国体制，以及对庞大国内市场的成功利用。

　　此外，技术接收平台、即南北车两大央企的高比例研发投入也是关键。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郑刚在其论文中指出，日本和韩国每花1块钱引进技术，就要花5-10块钱消化吸收;中国以汽车工业为代表，在很长时间内，花1块钱引进，只花7分钱消化吸收。但在发展高铁时，这个比例达到了1：3，1块钱引进，3块钱消化吸收。到2011年，北车集团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了5.1%，南车集团更是达到了5.6%。

　　但是，中国已找不到第二个行业来完整复制高铁经验，因为铁路是中国最后一个政企合一行业， 在民用领域，铁道部(现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是中国唯一的全行业单一设备(列车)采购主体。

　　因此，中国电信行业在移动通信标准制定上的翻身仗更有借鉴意义。可以说，从2G到5G，中国企业在标准制定中从完全没有发言权到主导者的蜕变之旅，体现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突破理想路径。

　　中国自主3G标准TD-SCDMA在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巨大争议，但事实证明，没有3G的蹒跚学步，就没有4G的积极主动和5G的主导地位，下游厂商也无法从无到有形成产业规模。

　　中国的电信和铁路企业都有庞大国内市场可资利用，但电信和和铁路的不同在于，中国电信市场早已是多家运营商竞争的格局，信息产业部虽然力挺国产标准，并强令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运营国产标准，但无法也从未打算用一个标准统一市场。国产标准必须面对主流标准的竞争，这倒逼相关企业(运营商+设备商)完善技术，建立产业联盟。他们清楚，在强大的压力下，如果自己是扶不起的阿斗，那政府早晚会放弃支持。

　　所以，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政府起了关键的启动和引导作用，但市场规律也始终在发挥作用，并且归根结底，企业是决定性的因素。

　　从1997年中国参与3G标准至今，18年来，多家中国电信设备商和运营商成长为行业排名前列的国际巨头，其中华为中兴等设备商的海外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国际市场上，他们面对的是完全的市场竞争。

　　以营收计算，2012年起华为已是全球电信设备企业的第一名，其中70%以上来自国际市场，2014年，华为在利润上也追上了自己的对标企业爱立信。这一成就弥足可贵，因为只在国内市场坐大而未经国际竞争历练，就算不上真正的成功。

　　华为的成功源于持之以恒的技术投入，从创立之初起，华为就制定了研发投入不低于营收10%的制度。目前，华为全球17万多名员工中有将近一半是研发人员，2014年，华为研发支出596亿元，研发收入比高达15%。

　　就政府而言，着力的重点应放在对关键共性技术的投入上。目前，中国的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已超过3/4，但企业研发投入几乎全部用于产品开发，而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产品必须在基础研究储备中提取“资本”，大部分难以解决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往往都能在基础研究领域找到答案。没有基础研究打底，开发层面也难有大的突破。

　　市场失灵本该由政府之手来矫正，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恰恰不足。高校与科研院所所获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R&D经费中的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发达国家基本保持在10%以上，其中美国在18%左右，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超过25%。除了投入总量，投入方式也亟待改进。事实上，资金不足与资金浪费长期并存，很多所谓的科研成果其实毫无意义

　　不仅政府资金如此，企业资金亦如此。华为的成功不仅来自研发投入带来的技术突破，还来自企业管理水平的突破。华为2014年轮值CEO郭平曾在当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总结：华为之所以能从2005年之前的偶然性成功，到近年来的必然性成功，是因为华为自1999年起与IBM等顶级咨询公司合作，耗资几十亿美元，系统引进了先进的管理软件和管理方法，并恪守“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管理变革指导思想。

　　这也能够解释，为何许多企业尤其央企，研发费用快速增长，但研发产出却不能同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