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环保网讯: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市西城区和丰台区部分小区看到，垃圾分类的现状并不乐观。新建小区一般都配备了分类垃圾桶，但执行并不理想，有的垃圾桶旁还堆放着垃圾袋或塑料泡沫等杂物。而一些老旧小区的单元门前只摆放着一个垃圾桶，有的小区甚至仍在使用单元门旁边的垃圾道，垃圾清运时还是混装混运的方式。

我们每个人既是垃圾的生产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已成为当务之急。

为何分？垃圾分类有助于减量

垃圾围城，正在成为许多城市的心腹之痛，并向农村蔓延。而垃圾焚烧与填埋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隐患，令人担忧。

《2016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2015年，全国246个大、中城市共产生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8564.0万吨，其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是北京市，产生量为790.3万吨，其次是上海、重庆、深圳和成都。业内专家指出，在垃圾处理的选项上，资源的替代、减量、重复利用、循环再造，优于焚烧和填埋。

“分类不等于减量，但有助于减量。”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分类可以倒逼前端立法、执法、制度、规范的逐步完善，引导居民养成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的习惯，还可以带动后端减量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效率提高与污染减排。

中国人民大学此前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指出，源头分类回收能显著、全面地降低垃圾管理社会成本。如果实施分类减量，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垃圾单独处理、可回收物资源回收利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将从2015年的42.2亿元降低至15.3亿元，降低64%。

早在2000年，我国就确定了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2015年又推出了第一批26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然而时至今日，垃圾分类依然总体进展缓慢，原因何在？

刘建国表示，垃圾分类涉及的对象太分散，数量太庞大，管理执法的成本高，责任也不好界定。特别是在城市里，大家都住在小区里集中投放，要依靠居民的自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教授则直言，“不作为”是重要原因。“垃圾分类这件事，如果不是政府来综合筹划和组织安排，就做不了。所以，我一直强调系统的观点。”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教授介绍说，目前在国家层面，还没有专门对垃圾分类进行管理的法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很早就提出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先进理念，但其中仅有一个章节涉及生活垃圾，而且基本上是由城市环卫部门而不是环保部门来负责实施。有的地方制订了实施细节，但是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把生活垃圾的管理具体化。

王灿发认为，要对城市垃圾处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很多地方，环卫部门既负责垃圾处理，又负责垃圾管理，等于自己管自己。应该专门成立垃圾处理的公司，而且要允许竞争。”宋国君表示，应该确立权责一致的垃圾分类、减量管理部门。以节约资源使用、减少废弃物产生、促进物质回收再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主线，确立环保部门为主要责任部门，负责生活垃圾管理法律法规制定、规划方案制定以及设定目标的达成。

如何分？每个主体都各尽其责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日前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底前，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

按照《方案》，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是强制分类的主体，居民则不在强制范围内，而是要引导其自觉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作为生活垃圾产生的第一道关口，如何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各地正在进行探索。比如通过建立居民“绿色账户”“环保档案”等方式，对正确分类投放垃圾的居民给予可兑换积分奖励；探索“社工+志愿者”等模式，推动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服务。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4月12日，王灿发教授参加了北京市人大组织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执法检查，对劲松中社区以及垃圾焚烧和填埋场进行了调研。王灿发介绍说，社区与企业合作，实行垃圾分类刷卡积分制度，从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开始，居民垃圾分类意识逐步提升，目前40%左右的居民会自觉分类。他认为，对于垃圾分类，政府要有明确的思路，要加大对垃圾分类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同时，要让居民意识到自己的分类是有用处的。